随后，毛泽东和朱德分别带着队伍到永新的西乡和北乡筹粮筹款。贺子珍熟悉永新的情况，主动要求为毛泽东当助手。在以后的工作中，他们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接触。
根据毛泽东“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略战术，红军曾三次攻打永新城。红军再次夺取永新县城后，为了“大力经营永新”，根据党的安排，贺子珍带领一支工作队来到塘边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和筹粮筹款的工作。
塘边村位于小江山麓，是一个由四个自然村组合而成的大村落。贺子珍住在一个贫农老婆婆家里，这位老人的房子原是一个恶霸地主的，红军镇压了那个恶霸后就把房子分给她住。房子一共有四间，贺子珍住在左侧的一间。老婆婆的儿子参加了红军，家里还有一个媳妇、一个孙子，他们住在右侧的厢房里。
初夏的一天，毛泽东带领红四军三十一团团部到塘边村搞调查。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房，工作队只好把他也安排住在这个老婆婆家里。于是，老婆婆就把堂屋腾出来给毛泽东住。
毛泽东来塘边村，主要是调查研究各种土地分配的方法及其利弊，总结分地经验，准备制定一个统一的土地法。一住下，毛泽东就要贺子珍和工作队汇报工作。
在听取汇报过程中，毛泽东不时提出的问题常使贺子珍张口结舌。比如：对土地分配方案，满意的人多还是不满意的人多？满意的都是些什么人？不满意的又是些什么人？他们的阶级成份和阶级态度如何？
贺子珍对这些问题一时回答不上来，白皙的脸蛋涨得通红，手心冒出汗来，别提有多紧张、多尴尬、多狼狈了。她只能如实地反映赤卫队长是什么意见，妇女主任是什么态度，贫协主席是怎么说的，对其他情况却知之甚少。
“调查研究也是一门学问，学一学也就会了。”毛泽东和颜悦色地说。
接着，毛泽东像教师讲课一样循循善诱地谈起了搞调查研究的体会和经验来：“首先，调查者心里要明确调查的目的是什么，调查就紧紧围绕这个目的进行，否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收集到的却是一堆庞杂无用的材料。另外，还要特别注意调查的方式方法，对不同的对象要用不同的方法。对土改的积极分子可以开门见山，把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来；向富裕中农作调查就得拐上几个弯，因为他们的肚肠子也有几个弯儿。”
贺子珍被毛泽东的学识、气质深深吸引着，她睁大了眼睛，像一个初入学堂的小学生一字不漏地听着。这一大套学问、讲究，她从来没有听过，也从来没有人给她讲过。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夜深人静，毛泽东与贺子珍还在认真地分析调查材料。村外突然响起枪声，原来一支地主保安队正向塘边村袭来。他们闻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毛泽东住在这里，就悄悄打过来了，想活捉毛泽东，去向蒋介石邀功请赏。
一位手持梭镖的暴动队员闯进门来，呼哧带喘地向毛泽东报告：“外县的地主保安队打过来了，领头的坏蛋还大喊大叫‘蒋介石悬赏五万大洋要毛泽东的人头，谁先抓住毛泽东就赏给谁’。他们离村子只有几里地了，请毛委员赶快撤离，不然就来不及了。”
贺子珍一听，脸色骤变，心跳如鼓。因为塘边村眼下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空城”。这附近原来驻过一个连的红军，还有毛泽东的一个警卫班。可是谁也没料到会发生这样的意外，队伍全都分散到各个村子做群众工作去了，一时无法集中，赤卫队的长矛大刀根本抵挡不住保安队的真枪实弹。要是毛泽东出了意外……贺子珍越想越着急，脑子里全乱了。
“毛委员，你赶快离开这里，我来掩护你。”贺子珍抽枪在手，就要出门迎战。
“不要慌张！”面对突如其来的敌人，毛泽东稳坐不动，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他一边泰然自若地抽着香烟，一边沉着冷静地思考着对策。他认为，敌情不清，如果贸然硬拼，势必危及塘边人民的生命安全。
贺子珍看到毛泽东临危不惧、处险不惊的情形，心里稍微踏实一些。她紧握手枪，守护在毛泽东身边。
毛泽东自幼爱读《三国》，更喜欢诸葛亮的用兵之计。十年前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曾运用空城计，带领学生用仅有的几枝枪，外加鞭炮和锣鼓，虚张声势地慑退了打算进城洗劫的北洋兵。事后，免受兵灾的长沙市民都夸他沉着果断，不畏强暴，敢作敢为，是一个“浑身是胆”的好学生。
“通知群众，马上撤出村子，都到山上去！”毛泽东用力扔掉手中的烟头，果断地作出了决定。
塘边村处于群山环抱之中，走出村庄就是山地，山高林密，隐蔽性极好。在毛泽东和贺子珍的亲自指挥下，群众很快转移到山上。刚才还是人声喧闹的山村，刹时变得静无一人。
敌人进村后，发现家家锁门闭户，不见一人，知道村子里已有了准备。心惊胆战的敌人谁也不敢贸然入户，只是靠放枪壮胆。他们怕中了红军的埋伏，不敢在村里久留，打了一阵乱枪后便像受了惊吓的野兔子慌慌张张地撤走了。
隐蔽在山坡树丛里的乡亲们，居高临下地目睹着悻悻远去的敌人，无不欢呼雀跃。塘边村的乡亲们称赞毛委员料事如神，退敌有方。
事后，贺子珍问毛泽东：“敌人为什么不上山搜查？”